1. 从四年制大学转入四年制大学。也叫“常规”转学。
2. 从两年制大学转入四年制大学。这比较像中国的“专升本”，只不过转入的学生没有任何标志和歧视。
3. 四年制大学转入两年制大学。这一般是针对在原来大学跟不上，或者是因为经济原因，换专业原因所致。这里也包括两年制大学转入两年制大学。此类转学又叫“反向转学”，就是从高级的往低级的转学。
不管是哪种转学，核心都是能带学分入学，不是从大一开始重修，也不会蹲班。
转学是美国本科教育体系的一部分。美国所有的大学，包括八所藤校，每年都接收转学生。而公立常青藤，比如加大伯克利，密执安大学，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这些大型研究型大学，每年就要接收超过3000名的转学录取学生。
转学在美国，是学生不断找到适合自己教育的一个过程，也是大学不断吸引适合自己学生的一个过程。
川普父女，奥巴马，肯尼迪总统，本科都转过学。
转学和升学不同，转学到一个新的学校之前，要有非常好的课程匹配，学分互认，而且转学进入新的学校，学业不能中断。
这就需要非常多的基础工作。比较美国的加州就曾经花费几千万美元，工作了十年，才建立了一个课程匹配体系，就是为了将两年制大学转学进入四年制大学的课程匹配。否则，如果每个学生的每门课程，都需要在申请的时候逐个匹配，工作量就太大了。
常规转学就是从一个四年制大学，转学到另外一个四年制大学，一般都是往更好，排名更高的大学转。
放在美国，是从没有排名大学，文理学院，州立大学的分校，转到排名比较高的大学，一般都是所谓综合排名“前50”的大学，或者至少也是个前100名的大学。甚至很多学校，如果规划得当，还能转学进入藤校、前10、前15，前20名的大学。厚仁今年就有非常多这样的成功案例，从50名的大学转进前10名的大学。
美国前50名的大学，在国际上的排名和中国的“八大名校”的排名差不多一个层级，都在QS世界排名的前200名。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，从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就开始规划名校的转学。
教委主任提的意见，如果让学生从四年制大学转入中国的三年制大专、高职、以及“开放大学”，也就是中国的电视大学，那么就和美国转学中的第三种类似，也就是“反向转学”，从高级的大学往低级的大学转。
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目前高等教育学籍体系，“反向转学”是可能的，但是前提也是要参加过高考。
事实上在2003年，北京就有代表提出过这个建议。
在中国，专升本的体系已经存在，这可以类比到美国的第二种转学方式，从两年制的社区学院，转学到四年制大学。
不管是本科还是硕士，中国的学籍获得制度是入学考试。只要是中国国籍的学生，想在国内正规的本科和硕士院校取得学籍，必须通过高考，或者研究生入学考试，没有例外。哪怕就是大专，也要有高考成绩，入学考试成绩，这些是唯一的入学依据。
美国的“评估入学”学籍获得制度，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单一考试录取制度。美国的大学录取可以不要美国高考SAT分数，能中途录取转学学生，这都是因为美国录取制度是全面评估学生，既包括成绩单，也包括推荐信，年级排名，申请表，申请文书，然后才是标准化考试成绩。所以，如果没有标准化考试成绩这一项，还可以通过其他方面来评估学生。
所以，如果在中国实施常规转学，也就是从“不好”的大学，中途转到“更好”的大学，或者从“不好”的专业，转学到一个“好的”专业，那么就直接涉及到一个教育公平的问题。因为好的大学，好的专业，当时在入学录取的时候，都对应了一个更高的分数。你当年分数不够高，现在要“插队”，这会导致不公平。
而且转学会导致转出大学和科系的好生直接流失，所以，即使清华、北大、北京理工这些一流的大学想要转学生，也会遇到阻挠。
另外，如果出现转学这种获得学籍的方式，不可避免会引起学术腐败。
2015年，湖南大学有十几个学生转学进来，就被查出是权力腐败，直接涉及省教育厅官员孩子的学术腐败。
有人说，中国的高考制度是最公平的一个制度。如果复旦大学又给高考低分的学生一个转学录取的“侧门”，那么势必要引发社会问题。
中国的本科，如果真的是想实现美国本科体系的“正向转学”，我认为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。十年，说长，其实在教育领域并不长。比如现在上海，浙江实施高考改革，就是在7年前开始做的试点。
如果想把此次疫情中不愿意回海外读书的留学生做反向的转学，这一是看政策是否可能，另外关键要看客户，这些留学生和留学生家长是否愿意。
教委主任想给留学生一个“反向转学”的机会，进入大专，职高，至少让他们有个学籍，这是好事。
只不过有中文的媒体解读，让留学妈妈们听起来像是“收容所”，所以会挨骂。
在美国，转学是进入名校的公开秘诀，每年约250万大学生申请转学，有不少学生通过高效的转学方式进入顶尖名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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